译文
曾经富丽堂皇的古行宫已是一片荒凉冷落,宫中艳丽的花儿在寂寞寥落中开放。
幸存的几个满头白发的宫女,闲坐无事只能谈论着玄宗轶事。
注释
寥(liáo)落:寂寞冷落。
行宫:皇帝在京城之外的宫殿。这里指当时东都洛阳的皇帝行宫上阳宫。
宫花:行宫里的花。
白头宫女:据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些宫女天宝末年被“潜配”到上阳宫,在这冷宫里一闭四十多年,成了白发宫人。
说:谈论。
玄宗:指唐玄宗。
参考资料:
元稹的这首《行宫》是一首抒发盛衰之感的诗,这首短小精悍的五绝具有深邃的意境,富有隽永的诗味,倾诉了宫女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诗人先写环境。首句中“寥落”已点出行宫的空虚冷落,又着一“古”字,更显其破旧之象。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暗示着昔盛今衰的变迁。而后以“宫花寂寞红”续接,此处可见运思缜密。娇艳红花与古旧行宫相映衬,更见行宫“寥落”,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两句景语,令人心无旁骛,只有沉沉的感伤。
后两句由景及人,写宫女,“白头”与第二句中的红花相映衬。宫中花开如旧,而当年花容月貌的宫女已变成了白发老妇。物是人非,此间包含着多少哀怨、多少凄凉便不言而喻了。末句“闲”字与上文“寂寞”相照应,写出宫女们长年受冷落的孤寂与无奈。过去她们的一颦一笑、盛装丽服只为取悦君王,而今再无缘见龙颜,她们还能做什么呢? 只能无聊地“闲”在冷宫。而这些宫女们所谈的仍旧是玄宗盛世。这一方面表现了她们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另方面也证明了如今无可言说的空虚。比较之下,那种深沉的盛衰之感越发鲜明突出而具体了。
这里,寥落古行宫中的白头宫女,还是唐玄宗时代历史的见证人。唐玄宗在其继位后期,宠幸杨贵妃,终日沉溺在淫乐酒色之中,把政务全部委给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纲紊乱,谄佞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乱后,玄宗被迫退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亦从此一蹶不振,日益走向下坡路。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曾深致感慨说:“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四句诗,已形象地概括出玄宗昏愦好色与亡国致乱的历史因由,其讽刺与揭露是十分深刻的。元稹这首短诗当然不可能象白诗那样铺张扬厉,极尽渲染之能事,他只能采取对照、暗示点染等方法,把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高度浓缩,加以典型化的处理,从而让人回味咀嚼。寥落的古行宫,那在寂寞之中随岁月更替而自生自落的宫花,那红颜的少女变为白发老人,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盛衰迁移的痕迹。白头宫女亲历开元、天宝之世,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人,“闲坐说玄宗”的由治而乱。这本是诗篇主旨所在,也是诗人认为应引以为戒的地方,却以貌似悠闲实则深沉的笔调加以表现,语少意多,有无穷之味。
二十个字,地点、时间、人物、动作,全都表现出来了,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触发读者联翩的的浮想:宫女们年轻时都是花容月貌,娇姿艳质,这些美丽的宫女被禁闭在这冷落的古行宫中,成日寂寞无聊,看着宫花,花开花落,年复一年,青春消逝,红颜憔悴,白发频添,如此被摧残,往事岂堪重新回顾!然而,她们被幽闭冷宫,与世隔绝,别无话题,却只能回顾天宝时代玄宗遗事,此景此情,令人凄绝。“寥落”、“寂寞”、“闲坐”,既描绘当时的情景,也反映诗人的倾向。凄凉的身世,哀怨的情怀,盛衰的感慨,二十个字描绘出那样生动的画面,表现出那样深刻的思想。这首诗正是运用以少总多的表现手法,语少意足,有无穷味。
另一个表现手法是以乐景写哀情。我国古典诗歌,其所写景物,有时从对立面的角度反衬心理,利用忧思愁苦的心情同良辰美景气氛之间的矛盾,以乐景写哀情,却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首诗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诗所要表现的是凄凉哀怨的心境,但却着意描绘红艳的宫花。红花一般是表现热闹场面,烘托欢乐情绪的,但在这里却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盛开的红花和寥落的行宫相映衬,加强了时移世迁的盛衰之感;春天的红花和宫女的白发相映衬,表现了红颜易老的人生感慨;红花美景与凄寂心境相映衬,突出了宫女被禁闭的哀怨情绪。红花,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都是利用好景致与恶心情的矛盾,来突出中心思想,即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也可以说是以乐写哀。不过白居易的写法直接揭示了乐景写哀情的矛盾,而元稹《行宫》则是以乐景作比较含蓄的反衬,显得更有余味。
这首绝句语言平实,但很有概括力,精警动人,也很含蓄,给人以想象的天地,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寓意深刻,自来评价很高。王建的《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长达千字左右的宏篇巨制,详尽地描述了唐玄宗时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感叹兴亡。总结教训,内容广博而深刻。元稹这首小诗总共不过二十个字,能入选《唐诗三百首》,与这些长篇巨作比美,可谓短小精悍,字字珠玑。
参考资料:
元稹生活在中唐年代,正值唐朝经历过安史之乱不久,国力衰退。该诗就是以小见大地点明了唐朝衰败的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元稹(779年-831年,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