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黄莺巢居在密叶之间,柳絮轻轻飘落在湖面。斜阳已近暗淡,断桥处有返家的归船。还能有几番春游?赏花又要等到明年。春风且陪伴着蔷薇留住吧,因为等到蔷薇开花时,春光已经非常可怜。更令人感觉凄楚不堪,掩隐在万绿丛中的西泠桥畔,昔日是何等的热闹喧阗,如今却只留下一抹荒寒的暮烟。当年栖息在朱门大宅的燕子,如今不知飞向何边?往日风景幽胜的去处,只见处处长满苔藓,荒草掩没了亭台曲栏,就连那些清闲的白鸥,也因新愁而白了发颠。我再也没有心愿,去重温纵情欢乐的旧梦,只把自家的层层大门紧掩,喝点闷酒独自闲眠。请不要拉开窗帘,我怕见那飞花片片的声音,更怕见那悲切的声声啼鹃。
注释
接叶巢莺:杜甫诗:“接叶暗巢莺。”
断桥:西湖孤山侧桥名。
西泠:西湖桥名。
韦曲:在长安南皇子陂西,唐代诸韦世居此地,因名韦曲。
斜川:在江西庐山侧星子、都昌二县间,陶潜有游斜川诗,词中借指元初宋遗民隐居之处。
“见说二句”:沙鸥色白,因说系愁深而白,如人之白头。辛弃疾《菩萨蛮》词:“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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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是张炎在南宋灭亡后重游西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从形式上看是“旧瓶装新酒”,借西湖观感这一旧话题抒发亡国之痛烈心情。《艺衡馆词选》引麦孺博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廷焯在《白雨斋诗话》评是词为“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
上阕起句写春深美景,平和舒缓。“接叶巢莺,平波卷絮”,从写景起笔,用平缓的笔调写出了春深时景。张词的头一句就化用杜诗“接叶暗巢莺”。在密密麻麻的叶丛里,莺儿正在以歌表意“平波卷絮”写轻絮飘荡,被微波卷入水中“断桥斜日归船”“断桥”,一名段家桥,地处里湖与外湖之间,其地多栽杨柳,是游览的好去处。张炎在这里写的,正是抵暮始出的“归船”。游船如旧,而心情已不再。笔锋一转,“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点出良辰美景仍在,却是春暮时刻,未几花将凋谢,只好静待明年了。“春逝”的哀感弥漫于胸,只好挽留春天。“东风且伴蔷薇住”,意思是说:东风呀,你伴随着蔷薇住下来吧。而蔷薇花开,预示着春天的即将结束。“到蔷薇、春已堪怜”,春光已无几时,转眼就要被风风雨雨所葬送。“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尽管春天尚未归,西泠桥畔,却已是一片触目惊心的荒芜。笔意刚酣畅,却又转为伤悲。西泠桥是个“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现在只剩下“一抹荒烟”,今昔对比之强烈,已触着抒发亡国之痛的主题了。
下阕起笔令人一振。“当年燕子知何处?”此句代用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词在刘诗基础上进一步点明了自己的故国之思。“韦曲”唐时韦氏世居地,在长安城南,“斜川”位于江西星子县,陶渊明曾作《游斜川》诗,这里指西湖边文人雅士游览集会之地。“苔深”、“草暗”形容荒芜冷落之状。当年的繁华风流之地,只见一片青苔野草。昔日燕子也已寻不到它的旧巢。而且不光如此:“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词人暗用了辛弃疾的两句词:“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意谓连悠闲的鸥,也生了新愁。白鸥之所以全身发白,似乎都是因“愁”而生的,因此常借用沙鸥的白头来暗写自己的愁苦之深。“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此二句既说现在的倦怠失意,又点出自己从前的身份:贵公子和隐士。“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开帘”照应“掩门”,“飞花”照应“卷絮”,“啼鹃”应“巢莺”,首尾呼应,营造了一种花飘风絮,杜鹃啼血的悲凉氛围。张炎此词用鸟声结尾,这就使词有凄切哀苦的杜鹃啼泣之声,余音袅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写春暮时景的咏物词。写春天的景色等是实写,写内心的亡国之痛则是虚写。以景示情,以情带景,堪称“郁之至,厚之至”。读耐人寻味,耐人咀嚼。张炎是一个婉约派的词人,追念故国之思不是直接倾泻而出,而采取不直言的手法。借“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此词章法谨严,有自然流动之势,只是词文过于蕴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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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籍陕西凤翔。六世祖张俊,宋朝著名将领。父张枢,“西湖吟社”重要成员,妙解音律,与著名词人周密相交。张炎是勋贵之后,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而宋亡以后则家道中落,晚年漂泊落拓。著有《山中白云词》,存词302首。张炎另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词论专著《词源》,总结整理了宋末雅词一派的主要艺术思想与成就,其中以“清空”,“骚雅”为主要主张。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