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经常来终南山游玩,因此我知道广阔平坦和低洼潮湿的地方。
我曾经去过树林里和山岭里,那里有着上百仞的高耸的山峰。
在路边有很多石头,道路却很狭窄,苔藓随着脚步延伸。
周边的事物形状是那么奇特,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清新的香味。
我拄着拐杖登上终南山,在低低的云下拂动着衣衫,很快,我的衣襟就已经被打湿了。
我依靠在岩石的旁边,偶然看见了农家的庐舍,当我走进门户的时候,立即上前拜访这些人。
一问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性格是矜持的、勤劳的,他们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常常自我修行本心。
我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吃饭,而且他们一起为我寻找一种叫做灵芝的草。
终南山的山境险绝、境界空绝;潭水极深、池潭深深;游人不至;鸟儿在半空中飞舞,就像是腾空而立。
我趁着现在,从这里开始出行,准备传授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我反复地在山地里行走,但是绕来绕去都是石阶,我觉得山路崎岖,十分难走。
我从这里辞别而去,就好像是飞起来一样,我在闲暇休息的时候只剩下呼吸了。
闲暇之人的胸襟很开阔,看着景色闲下来的时候,定下的游览的目标已然超过了,今天收获不小,大获全胜;不知不觉,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快地到来了。
松树深深的棕褐色慢慢地加深,下山时的水流显得非常的湍急。
渐渐地,路越来越平坦了,我遇见了车辆和马匹,晚上看见了城市的灯光。
在山峰里的野趣就很多了,我做官时的感情已经开始渐渐地变淡了。
我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的官吏,辛苦劳累的生活又何必去虚妄,何必去执着呢?
在黄昏的时候,我回忆起这座山,心中不禁悠然自得起来。
注释
终南山:简称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
原隰(xí):形容广大平坦和低洼潮湿的地方。
嵬岌(wéi jí):高耸,也指高耸的山。
策杖:拄杖,也称杖策。
低云:指离地面较近的云。
拂衣:挥动衣服。
庐舍:房屋,住宅,也指田野间的屋舍。
拜揖:打躬作揖,多用来形容恭顺恳求。
矜(jīn):同情、怜悯。
九转:反复翻转。
憩(qì):休息。
倏(shū):极快地,忽然。
向晚:傍晚,天色将晚。
睨(nì):斜着眼看。
城邑(yì):泛指城市、城镇。
宦(huàn):指做官、宦官。
吏(lì):泛指官吏。
劳生:指辛苦劳累的生活。
妄执:虚妄的执念,虚妄,指没有事实根据、不着边际、不可捉摸的事物,执念,指执着的念头。
日暮:指傍晚、日落或黄昏时分。▲
这首诗歌开篇表明诗人常来终南山游玩,“数朝至林岭……气远天香集”描写终南山的景色,罕有人至却事物盎然,别有闲情雅致。“虚洞策杖鸣...…回路倏而及”写诗人在山上的活动,诗人拄杖登山,衣襟被打湿。偶遇农家,上前拜访,农人很热情地招待诗人,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山的时候了。“烟色松上深……悠然赋斯什”中,诗人先描写下山之景,之后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烦,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一首五言律诗。这首诗情以景生,景与情合,情景交融地阐释出作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的心态,也揭露出了作者对仕途中的苦涩、艰辛的强烈不满,以及自己对山野自然自由的无限向往。 文人们到京都应试,求功名,栖息游赏之中,接触终南山最多,对终南山也别有情感。这些人大都有诗家手笔,吟咏之间,染翰之时,自然把诗文化与帝京文化、隐士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终南山文化的别致。
在王湾的《奉使登终南山》中,诗人叙登山过程,绘山中“ 潭深鸟空立” 、“ 烟色松上深” 登清幽之景。登山及所见触动作者的心弦,“ 峰在野趣繁,尘飘宦情涩。辛苦久为吏,劳生何妄执。” 作者认为自己的本性是向往山野自然,仕途对于他只是一种苦涩、一种艰辛。这首诗是终南山秀美景致与诗人内心细腻情感的完美融合,历代文人雅士都对其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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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约693年—约751年),字号不详,唐代诗人,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712年)进士及第,授荥阳县主簿。后由荥阳主簿受荐编书,参与集部的编撰辑集工作,书成之后,因功授任洛阳尉。王湾“词翰早著”,现存诗10首,其中最出名的是《次北固山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