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燕儿忙忙,莺儿懒獭,繁花芳残。柳堤上,杨花飘飘坠落,轻轻舒展,曼舞婆婆,在绿色的林木中点画渲染,使人忆起韩愈“杨花榆荚无才思”的诗篇。杨花她悠闲地趁着春日的游丝,悄悄地进入了深深的庭院。此时正是日长门闭,依傍着珠帘四散。缓缓地想飘入闺房,却又一如先前,被风儿扶起。
美丽的玉帐里少妇正在入睡,杨花沾满了少妇的春衣,像飞雪一般地沾附,像琼玉一般轻缀。美丽的绣床上也很快就沾满了无数的香球,才圆了,很快又破碎。少妇无法入睡,不时有蜂儿,身上沾着花粉在飞,池水里,有鱼儿戏水欢会。望望那夫婿游荡的长满柳树的章台路,路杳杳,无消息,不禁涌出了热泪。
注释
水龙吟:词牌名,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等。双调一百零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柳花:柳絮。
全无才思:指没有争奇斗艳之心,任性乱飞。
依前:依旧。
游丝:柳条随风舞动,像游动的丝线。
兰帐:燕香的帷帐。玉人:美人。
雪沾琼缀:落满了柳絮。雪、琼,均指白色的柳花。
绣床:绣花床。
鱼吞池水:鱼儿在水中打闹。
章台路杳:汉代长安有章台街。《汉书·张敞传》:“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谓其不欲见人,以扇自障面。后世以“章台走马”指冶游之事。▲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此词大约作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据苏轼谪居黄州时寄章楶信中说:“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亦录呈。”
章楶(楶音:杰)(1027-1102)字质夫,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知陈留县。历任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元佑初,以直龙图阁知庆州。哲宗时改知渭州,有边功。建中靖国元年(1102),除同知枢密院事。崇宁元年卒,年七十六,谥庄简,改谥庄敏。《宋史》有传。《全宋词》录其词二首。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