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苍凉古道延伸在燕赵大地上,奔腾千年的流水仍是汹涌澎湃,尘沙飞舞。
走不尽的路啊,我们送别西去复仇的荆卿;枯瘦的白草在萧瑟的风中抖动。
送行的车马挤满路旁,告别的歌声缓缓而起,壮士的心中一片苍茫。
手拿精美的酒杯久久不愿饮尽,离歌的旋律慷慨激昂飞越在凛冽的荒原上。
白虹贯日,喷射出耀眼光芒,那是上苍被壮士的精诚感动;暴君秦王面临短兵相接的处境,他仓皇奋甩衣袖越过屏风。
督亢图穷而未能报仇雪恨,咸阳殿上洒下一腔热血,可叹一片精诚。
上下四方何等广大,美人钟鼓多如云霞,只可惜,到后来尽为秦王独霸。
荆轲壮烈牺牲,渐离被杀,但过些时日,还会有勇猛的力士与秦王相遇在博浪沙!
注释
易水:古河流,在今河北省西部。荆轲曾西刺秦王,出发时与燕太子丹诸人于此告别,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情景十分悲壮。
汤(shāng)汤:大水急流的样子。
骊驹(lí jū):送别之歌。
羽声:五音之一,其声激昂慷慨。
飒沓(sà tà):盛大的样子。
七尺屏风袖将绝:指秦王被荆轲抓住,奋袖越过屏风才得以逃脱。
督亢图中不杀人:太子丹派荆轲入秦,以献督亢之地及秦亡将樊於期之头为名,藏匕首于地图中,谋刺秦王,未遂。督亢,地名。
六合:指上下四方。
庆卿:即荆轲。▲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
陈子龙(1608—1647)明末官员、文学家。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汉族,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他是明末重要作家,诗歌成就较高,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陈子龙亦工词,为婉约词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代众多著名词评家誉为“明代第一词人”。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