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顾炎武(1613.7.15-1682.2.15),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